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

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到了人统的时候，伏羲氏顺应天地之道，效法万物之情，制定人间法则，使事物各得其理。

刘歆创建的以三统历为核心的系统，不仅体现了其律历学思想，而且反映了其对宇宙万物、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思考。此如《系辞》所云触类而长之。其义极天地之变，以天地五位之合终于十者乘之，为六百四十分，以应六十四卦，大族之实也。7(5)关于刘歆的《洪范》学、春秋学思想,可参看任蜜林《刘歆洪范五行说新论》,载《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5期;任蜜林《刘歆的春秋学思想新探》,载《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二十五分之六，取其整数，故二十五置，以三倍之，得七十五，而非八十一，未知其得八十一之所据。

以地之中数六乘之，得三百六十分，此为林钟当期之日。提要：学界多把刘歆和刘向的易学放在一起研究，这样很难揭示二人的易学特色和贡献。22 黄节：《孔学君学辩》，参见沈云龙编：《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28辑，1976年，第1356页。

《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序》中，简朝亮又将这一方法概括为一条总的标准，即叶于经： 自汉迄宋至於今也，为《论语》之学者，明经以师孔子也。《大戴礼》曰：‘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小学，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故必知诸经有代为设辞之文，然后《梓材》之义皆通。今江氏、王氏、孙氏于此皆从郑焉，非执汉学之失而不辩邪？凡若此者，皆三诬之宜去者也。

传曰：立者不宜立者也。《公羊》曰：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

义理莫大于纲常，经言殷周所因而知其继也，马氏以纲常释之。经学之外，简朝亮晚年撰写的《酌加毕氏续资治通鉴论》八卷，也是基于朱次琦经史互证观念，并结合朱次琦生前讲学中极力推赞的清代史学家毕沅《续资治通鉴》一书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著作。故《大学》曰：失众则失国。康有为、梁启超、邓实、黄节等九江学人在打通汉宋今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尝试借助哲学、政学、国学、美术学等新学科范式呈现经学精粹，为后经学时代的经学诠释提供了参照。

【11】至于《礼记子思子郑注补正》一书，简朝亮在其序中谈到：《礼记》中《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四篇相次焉。沈约谓《中庸》《表记》《缁衣》《坊记》皆子思所作。朱次琦认为，汉代今文经学家如董仲舒之所以能通经，在于不学无用，不嗜琐碎，他进而指出，六经皆可通，皆可见诸行事，故研读六经应见其可用之处，即于《易》验消长之机，于《书》察治乱之迹，于《诗》辨邪正之介，于《礼》见圣人行事之大经，于《春秋》见圣人断事之大权。在与章太炎就《古文尚书序》真伪的辩难中，这一经法又有所呈现： 《大诰》称王若曰者，此周公奉成王命而东征也。

在简朝亮的著述中，完成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朱九江先生讲学记书后》，集中展示了简朝亮如何以经学观念回应西学冲击重要文献。【17】除了从制度史的角度提出不同意见，章太炎后又作《尚书略说》，其中谈到周公践位称王时说：古人视王亦如官吏，未尝不可代。

若唐以雎阳之守而存也。中国之学，天下莫疆者，莫疆于斯也。

又指出：朱子之说，其于文也，则误之乎伪经。这一特点体现了简朝亮与朱次琦相一致的经学观念。束发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夫岂谓君主国弱，民主国彊哉？民主而听于民议，且听于民议之众寡已也，放其日为书以宣言，嚣乎其篡也。郑玄、朱熹皆能做到由博返约，兼采多重学术脉络。考诸《朱九江先生经说》论《礼记》部分，亦有类似的观念。

他心中不以汉宋分也的典型是朱子，认为朱子既能继承汉儒如马融在训诂学中表达纲常义理，又能够结合孔子博约与孟子的守约观念，将郑玄有博无约之教领回到孔子知行合一的学旨上来，从而真正做到了兼采汉宋以释经。而《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则董卓、司马师、孙琳、桓温皆权道也，不亦贼歆之类乎？释《公羊》者，言王鲁新周故宋，此《明堂位》王鲁之谬也，而足下之攻《毛诗》也，言其不知三颂为孔子寓王鲁新周故宋之义。

其经学诠释的整体特征表现为一方面借助清代经学的既有成果补阙宋代经学在考证方面的不足，一方面又以宋代经学中义理观念为法，详辨汉学未指出的伪书及经传注疏中的错漏。在朱次琦看来，相较心学逸出经学自身发展的线索使孔学道隐，道咸之际的汉学则在经学内部封堵宋学一路，使经学只有汉学无宋学，进而使孔学道歧。

三是在清代学术知识谱系扩大的背景下，由区别通经与治经进而打通经传系统，合理处置经史关系，保证以经学在经世的过程中作为既作为价值范式也作为知识范式的双重主体地位。尧舜禹以来，立君子人伦之极者，中国也。

《尚书集注述疏》先后历时十五年完成，《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历时十年，二著在体例上均以朱子经学为本，以马郑经学为辅。一、批判汉学、由博返约、教化为先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指出，清代虽为经学的复盛时代【1】，但相较两汉代经学的极盛时代而言，清代经学这一盛又有明显的不同：其一是其盛只重彰显古文经学，如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丝毫不提及清代今文学家法及脉络。11 陈壁生：《孝经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7页。而或平之曰：汉学长训诂，宋学长义理，斯不争矣。

朱次琦指出：小学非六书而已也，纪文达必从《汉志》，非也。在《国粹学报》第二期上，邓实、黄节刊登了简朝亮就《新学伪经考》一书写给康有为回信，信中书道： 足下攻古文而决其罪于贼歆，尊今文而决其传于孔子，仆以为六经之遗传者，或失学者不察，则今文亦贼歆也。

（同上，第14b页）在简朝亮看来，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建立在儒家设计的君民一体的政治伦理制度之上，相较西方的民主观念与政治观念，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拥有独立的价值支撑体系，作为政治观念资源不仅可供自用，甚至可以回应并解决西方政学中的弊病。除《论语》《尚书》之外，简朝亮的《孝经集注述疏》与《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两部著作中也不同程度地接续了朱次琦的经学诠释观念。

7 简朝亮：《尚书集注述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经部第52册，第714页。虽然顾炎武、方以智等学者在清初便发出以经学即理学藏理学于经学等兼采汉宋、以经学促经世的先声，但清代学者在大力扩充经学作为注疏之学体量的同时，经学过往面向个体提供教化的简易特质也在追求训诂明而义理明的客观化研究中被替代。

后致反籍贯，则制礼之新意，以周道枝主不相间也。他指出：通经将以致用也，不可以执一也，不可以嗜琐也。在朱次琦的读书五学架构中，性理之学之所以放置在经学史学和掌故之学之后，有其特殊的考量。西学冲击下，经学迎来新的挑战，简朝亮在与康有为、章太炎的今古文经学诠辩中提供的解经范式，既不同于传统理学家，也非今古文其中一家可以界定。

何天下之不幸也!今念斯言，道中即不安，岂不由道外而他求欤？则道中咻者过矣。其对经学的理解，强调在融粹汉宋的同时，发扬经学的简易精神，具体体现为对六经经传系统做通贯性的把握。

惟求其学之叶于经而已矣。18 章太炎：《尚书略说》，《太炎先生尚书说》，第6页。

呜呼!周公为臣，可居摄王位而权称王哉？王莽拟《大诰》，为摄皇帝若曰之文，胡为乎郑不戒于莽贼也。道在安民也，此人道之本乎天，而万世不可以佗求者也。